除了潘蔚、宋欽、蔡云程之外，最后一個隨團出海的學者叫李思孝。

　　就在宋欽總結(jié)科學研究方法時，李思孝拿著《哲學原理》進屋，興奮莫名道：“仰之兄，你推薦的這本書，寫得實在太好了，笛卡爾真乃歐洲大儒也！”

　　宋欽笑道：“大儒談不上，他又不是儒者，但確屬歐洲賢哲。”

　　“不然，”李思孝搖頭說，“這笛卡爾確為大儒，即便他沒讀過儒家經(jīng)典。此人領悟的道理，我且翻譯為‘心物論’（心物二元論），暗合陽明公的心學大道！”

　　“啊？”

　　宋欽聽得一臉懵逼。

　　李思孝分析道：“笛卡爾懷疑一切，他相信神，卻又說不確信神是否存在。因為只有懷疑是真實存在的，確信這件事本就值得懷疑。懷疑證明人在思考，思考才是人存在的證明，所以‘我思故我在’。他確信了自己的存在，才去嘗試證明神和世界的存在。思考，便是心，是良知。我思故我在，此非心外無物耶？”

　　宋欽嘀咕一句：“這種解釋，也太過牽強了吧？”

　　“并不牽強！”

　　李思孝開始滔滔不絕：“陽明公的心外無物，既心與物同體。離卻靈明之心，便無天地鬼神萬物；離卻天地鬼神萬物，便沒有靈明之心。笛卡爾說，他思考自己才存在，才能證明神和世界存在。如果沒有神賦予心靈，沒有這個世界，他又無法思考。陽明公與笛卡爾，說的豈非一個道理？”

　　宋欽不喜歡虛頭巴腦的東西，頓時懶得反駁，點頭說：“或許吧。”

　　李思孝又說道：

　　“笛卡爾說，世界很復雜，人永遠不能真正全面的看問題，只有神能夠做到這一點。所以，人研究世界的方法，應該將問題分割成細節(jié)，盡可能孤立、靜止的去研究。”

　　“陽明公也說，道不能言。又說，為善去惡是格物。再說，人須在事上磨煉做功夫。何謂陽明公之格物，事上磨煉做功夫也。又說，做事當因時制宜。豈非就事論事，豈非將事情分割研究？心學的現(xiàn)成派、歸寂派、正統(tǒng)派，他們各得其法。而我們研究世界的學者，要另辟蹊徑去領悟心學，這笛卡爾的學問，就跟與心學配合理解，指導我們的研究世界。”

　　“笛卡爾有心物論，陽明公說心既理。物，可歸結(jié)為氣。心物之論，豈非氣理之論？”

　　宋欽聽得目瞪口呆，好嘛，轉(zhuǎn)了一個大圈子，又回到宋明理學上面。

　　李思孝說：“氣與理，不可分割。無理，便是無心，便是不能思考，便不能領略世間萬物規(guī)則。無氣，則人與物都不存在。氣與理，笛卡爾認為，是理先存在。既神先存在，有了神，才有萬物，才有人心。”

　　“是不是，可以把笛卡爾的神，理解為朱子的無極或太極。心，是理。氣，是世界。我們有心，有良知，可以思考，可以研究世界。生而知之的是圣人，我們不是圣人，就需要格物致知。研究世界，研究學問，就是致良知，就是探索宇宙萬物。知有知障，所以要懷疑，所以要拋開成見。”

　　“知障的存在，蒙昧心靈，就要有你所說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宋欽對心學不怎么了解，甚至對理學也只知皮毛，他對傳統(tǒng)的玩意兒不感興趣，一門心思全在科學研究上。

　　但是，確實可以套層皮。

　　李思孝繼續(xù)說道：“理學和心學的世界觀，其實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我們不需要去推翻它，而是可以去使用它。”

　　“因此，做研究的世界觀就有了。先有無極或者太極，也就是笛卡爾說的神。太極分兩儀，孕育氣理，衍生天地萬物。理，是心，是良知，是天地規(guī)則，也是人的思想能力。氣，是世間萬物，是我們研究的對象。”

　　“而認識論也有了。我們不是圣人，不能生而知之。孔夫子，孟亞圣，也只是至圣先師，不是真正的圣人。他們說的話，不一定是對的。所以我們要懷疑，要理性研究世界。任何不能被清晰證明的道理規(guī)則，我們都要去懷疑。即便是孔夫子說的，也應該懷疑。用懷疑去研究一切，既陽明公所言在事上磨工夫。為善去惡是格物，善是真理，惡是偽理。”

　　“于是方法論也有了，就是笛卡爾說的那些！”

　　宋欽只是不關(guān)心俗物，卻非真正的傻子。

　　他知道自然科學研究，現(xiàn)在還屬于旁門小道。當今皇帝支持，今后的皇帝卻不一定，甚至還有可能打壓和反對。想要讓自然科學被認可，想要成為學術(shù)主流，就不能摒棄傳統(tǒng)的一切。

　　突然，宋欽笑著說：“你我兄弟，一起來做這件事如何？”

　　李思孝高興道：“正有此意！可惜使節(jié)團當中，沒有真正的大儒。我們兩個，只能先定下大致框架。等回到南京，再去拜訪名儒。要尋那些開明的儒士，比如黃宗羲、顧炎武之類。他們批評也好，鼓勵也罷，反正請他們指摘錯漏。再號召欽天院的學者，全部都來充實此論。假以時日，必成正果！”

　　一句話，兩人想借儒學套皮，用儒學的老瓶子，來裝科學的新酒。

　　這種事兒再正常不過，特別是到了明末，中國思想界簡直群魔亂舞，五花八門的思想一大堆。就連水火不相容的理學和心學，都被改良之后套在一起，形成各種各樣的新式學派。

　　李思孝的這套理論，在無數(shù)新思想當中，其實并不顯得太離譜，因為更離譜的大有人在。

　　如今不是傳統(tǒng)理學在壟斷學術(shù)界，是誕生新思想的最佳時期，也是自然科學形成理論的最佳時期。

　　他們的核心觀點，是孔夫子說的不一定對，也就是科學的懷疑精神。這種思想同樣不出格，明末非孔之人不在少數(shù)，許多儒生都想沖破孔孟牢籠。只不過，歷史上被滿清打斷了而已。滿清為了確立正統(tǒng)性，把孔夫子給豎起來，活躍的、先進的思想，全部都在強權(quán)之下夭折。

　　“程朱有理學，陸王有心學，我們這個該叫什么？”宋欽問道。

　　李思孝微笑道：“我們研究世界，世界觀與理學大體一致。關(guān)鍵在于格物，而格物又重懷疑，在懷疑中格物之真理。便叫‘格物學’如何？說不定百年之后，有人以你我之姓，把格物學稱為‘宋李之學’。”

　　數(shù)學、天文、地理這些學科，都屬于傳統(tǒng)的雜學。

　　至于物理，不需要趙瀚命名，明末早就已經(jīng)有了，就是取自“格物之理”。

　　李思孝的野心很大，他要把一切雜學，也就是自然科學，全部統(tǒng)一為“格物學”。

　　格物出來的道理，必須經(jīng)得起驗證。要懷疑一切，經(jīng)不起驗證的是偽理，經(jīng)得起驗證的才是真理。今后學術(shù)上沒有權(quán)威，懷疑和理性才是權(quán)威。也沒有什么圣人，只有不斷格物致良知的學者。

　　孔子還是那個孔子，但又不是那個孔子。

　　此時此刻，遠在巴黎，安妮王太后下令召集學者和藝術(shù)家。主要召集對象，是法蘭西學術(shù)院的年輕名人，或者是年長學者的弟子們，要派十個人前往中國進行交流。

　　當然不是交流自然科學，而是去學習中國的忠君理論、音樂、繪畫、建筑、雕塑等等。

　　年僅三十歲的布萊士·帕斯卡，剛剛完成《液體平衡及空氣重量的論文集》。早在十六歲時，他就完成《論圓錐曲線》，留下了“帕斯卡定理”。他發(fā)明了計算器，研究真空和大氣壓強，改進了水銀氣壓計，并利用氣壓計做天氣預報。就連萊布尼茨發(fā)明微積分，也借鑒了帕斯卡的研究手稿。

　　如果按照歷史軌跡，就在明年，這樣一個科學牛人，即將全面轉(zhuǎn)向神學研究。

　　此君從懷疑論出發(fā)，竟然得出宗教結(jié)論：感性和理性知識都不可靠，因此信仰高于一切！

　　后來，在研究神學期間，由于生病請假修養(yǎng)，閑得發(fā)慌之余，他也搞了些科學研究。比如，跟數(shù)學家費馬通信，一起奠定了近代概率學基礎。

　　他叫帕斯卡，壓強單位簡稱“帕”。

　　“我能去中國嗎？跟笛卡爾先生通信時，他說中國的數(shù)學研究很進步。”帕斯卡問道。

　　官員嫌棄道：“我們只招學術(shù)院的學者，或者是學者的弟子。你只是學術(shù)院的外圍人員，有什么資格去中國？”

　　帕斯卡說道：“中國的皇帝，是一位數(shù)學家。笛卡爾先生，曾與耶穌會的教士通信。那位中國皇帝陛下，竟然跟笛卡爾先生一樣，很早就發(fā)明了解析幾何。如果使節(jié)團里有數(shù)學家，我想更能與中國皇帝有共同語言。”

　　官員一聽，似乎很有道理，而且帕斯卡的名氣也很大。于是不再拒絕，只說：“我要去請示首相大人。”

　　帕斯卡又說：“我有一個朋友叫皮耶·德·費馬，他雖然是律師，但對數(shù)學也很有研究。他從不同的角度，也有了解析幾何思想，在笛卡爾先生之前就有了。或許，他也可以去中國。”

　　“律師？”官員好笑道，“他去中國學法律嗎？那個什么費馬，就算了吧。即便是你，也要請示首相大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