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貸，勸農司那邊你多盯著點，一旦解決這些問題，朝廷要大力推廣此物?！?/p>
在張居正眼里，番薯的作用已經超過了御麥，御麥此時畝產也不過一石多些。
不過，魏廣德深知，現在這種二三百斤的產量當然不是番薯和御麥的極限，后世這個產量可是還能翻上兩番的。
當然，這和后世科學耕種，還有化肥的使用密不可分。
但就魏廣德看來，先熟悉作物習性，完善種植方法，再想辦法逐漸精選優良品種提高產量，總得一步步來才是。
先把種的問題解決了再說其他，他可沒辦法一步到位，直接整出畝產千斤的作物出來。
就算南方水稻，這會兒也不過畝產兩石，雜交水稻上千斤產量，還是不要癡心妄想了。
現在御麥和番薯面臨的問題，其實還是大明對這兩種作物不夠了解，就好像御麥，雖然宮里已經有數十年的種植歷史，但都是當做觀賞植物對待，而不是想辦法怎么增產。
這就導致，勸農司只能從宮里負責看守花圃的花匠那里了解種植上的問題，而御麥的種植密度、適應季節這種非常重要，十分影響產量的信息，是半點沒有，只有摸著石頭過河，一點點嘗試。
番薯，其實也是類似的問題需要研究。
而且因為大明國土遼闊，南北氣候差異巨大，甚至在不同省份，御麥和番薯都要采用略微不同的種植方式，所以真正全面推開還為時尚早。
不過作為技術儲備，魏廣德認為還是要繼續堅持做下去，特別是番薯耐旱的屬性，就極為適用。
明末那些年，北方連年大旱，農業完全失去了灌溉作物的水源。
但是，緊張的水源種不了小麥、稻米，甚至御麥可能都有些問題，可是種番薯確實沒有問題的。
番薯整個生長周期中，需要的水源極少，甚至水源多了直接影響產量，導致絕產。
當然，現在大明北方倒是還沒有面臨缺水的困境，黃河水患依舊是朝廷需要面對的，棘手的問題。
只不過，魏廣德通過對黃河流域省份報上來的奏疏，已經注意到一點，那就是似乎去年和今年，黃河流域的降水有一定的減少。
雖然不夠明顯，但反映在奏疏里，那就是水患沒那么嚴重，至少沒有沖破堤壩。
或許，這就是當初潘季馴治理黃河，束水攻沙法獲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當時的官員只看到在潘季馴束水攻沙后水患減少，而沒關注到此時北方降水的減少。
萬歷中后期，整個北方降水減少是一個緩慢但持續的趨勢，一直延續到崇禎朝時，才暴露出北方缺水的困境。
而此時朝廷問題比之萬歷朝更加昏聵，加之崇禎皇帝昏招迭出，最終導致亡國。
嚴格說起來，大明朝亡國多少有點“天命”的味道在里面。
見到張居正如此重視，魏廣德心里不由得一動。
給出他提出重設勸農司，朝廷上下雖然反對之聲不大，但大多數人對此不以為然，甚至認為天方夜譚。
畢竟農民種什么，都是上千年形成的慣例，人家自己不知道，還要你朝廷來尋找作物。
原本勸農司，其實是督促地方開荒種地的機構，并沒有涉及到選育農作物這點。
但魏廣德給新勸農司設定的職權就是尋找新的作物，摸透作物習性后大力推廣。
因為不重視，魏廣德也不想多事兒，所以一開始勸農司的地位其實很低。
別看勸農司是個“司”級單位，但六部正規司級的主管都是“郎中”，正五品官職，而勸農司的主管僅僅是六品主事，說起來就低了兩極。
而在地方上，勸農司設立的幾個種植園的負責人，也僅僅是以主薄官職管理院園子，品級只有八品。
所以魏廣德才會說出，一旦趙主事那里取得成功，他就想辦法抬升勸農司品級，至少達到六部正?！八尽奔墕挝坏奈迤菲芳?。
不過此時他心動的，倒不是升品級這個事兒，而是他一直在考慮的，怎么樣讓朝廷各大衙門和地方上形成直管的分級衙門，也就是稅務衙門的事兒。
似乎，可以用勸農司做個嘗試。
之前，勸農司只在南北幾個省選擇了一些地方建立種植園，嘗試種植新作物，其實就是御麥和番薯。
“叔大兄，我有意在兩京十三省，包括遼東，都選擇不同地方建立多個種植園，以便于有了成果后，可以在各省快速推廣。
現在勸農司南北也不過五處園子，我大明地大物博，各地差異也不小，以勸農司現在的規模，收集的種植經驗怕是不好推廣?！?/p>
魏廣德開口說道。
“這個可以，讓各布政使司協助選擇種植園，一定要有代表性，便于把成果推廣開來?！?/p>
張居正自然不會反對，當即就答應下來。
“如此，勸農司在各省就都有園子，我意在各省省府建立勸農司衙門分部，直接管理那些種植園，你意下如何？”
魏廣德繼續說道。
聞言，張居正微微蹙眉。
按理，這個管理應該是布政使司衙門負責的，衙門里有專門對接禮部的禮科，勸農司對下屬各園子的管理，都是通過禮部下文到禮科，再發往那幾個種植園。
魏廣德要在各省單獨建衙門，多少有些打破常例。
大明也不是沒在地方上單獨開府建牙，那都是有針對性的衙門，比如鹽務衙門、漕運衙門。
至少在張居正看來，勸農司當然達不到關乎國家大計的程度。
“勸農司在我看來極為重要，大明和海外聯系，到時候想來海外物種就會大量進入大明，其實許多東西，到底適不適合大明，是否有危害，這都得勸農司來判斷。
叔大兄還記得我給你府上送的辣椒吧。”
魏廣德提醒道。
“嗯，那東西還行，加入后味道確實別具一格?！?/p>
張居正微微點頭。
魏府京城的莊子里，已經專門有田地種植那東西，再不用從江西往北京城運送。
辣椒產量多了，魏廣德也就當禮物，送給京城各府上，也把辣椒種子和種植經驗傳授出去，不少京郊農戶也在少量種植。
“那東西其實也是來自海外，一開始我實在南京魏國公府看到，和御麥一樣，也是園子里的觀賞植物。
紅彤彤的，一串串的，煞是好看?！?/p>
魏廣德笑道。
“呵呵，這么說來，善貸早就已經做起勸農司的差事兒了?！?/p>
張居正打趣道。
“呵呵，民以食為天，何況不僅滿足你我口舌之欲，也能讓我大明百姓吃到不同風味的食物，我覺得是好事兒。”
魏廣德笑著接話道，“從我那邊開始種植到現在推廣到北方，前后十余年時間。”
“嘶......”
張居正略感驚嘆，十余年時間可不短，這可需要很強的毅力。
否則，自己種點自己吃，那里需要怎么想辦法推廣。
“我大明以農為本，雖然為此破費精力，但我認為這也是值得的?！?/p>
魏廣德繼續說道，“說這些，其實就是想表達，勸農司的事務，現在看起來只有御麥和番薯，可他們以后面臨的事務可能會很多。
而且，就算是御麥和番薯成功，他們也不會就此馬上中斷對這兩種作物的研究，還要尋找高產之法。
不僅是舶來之物，還有我大明本土種植的水稻、大麥小麥等等，勸農司都要研究，尋找提升產量之法。
以后，勸農司和下面各園子的文書往來會很多，按照現有通過禮科轉交實在麻煩的緊，建立單獨的管理衙門勢在必行。”
魏廣德說完，就看著張居正，等待他的答復。
張居正到沒有擔心其他，畢竟是勸農司，又不是兵部、戶部這樣十分重要的衙門，不存在魏廣德想搶班奪權的可能。
而且，此時文人雖然看不起農民，但是也知道農業對國家的重要性。
魏廣德要通過朝廷的力量尋找高產作物，提升大明的農業產量，特別是當初魏廣德著重強調的是尋找抗寒耐旱作物，張居正也是深以為然。
讓農民自己尋找，那幾乎是不可能的。
如華夏境內有這樣的作物，怕是早就被發現并推廣開來。
由此可見，只能把視線投向海外，或許海外某地就有這樣的作物存在。
番薯，雖然還不知道是否抗寒，但耐旱的特性已經被勸農司證實。
“各省衙門，你打算如何安排？”
張居正終于開口問道。
畢竟這是增加官員架構，涉及到品級的從屬關系。
現在勸農司在朝廷不過是個六品衙門，那下設到地方上，肯定是不能超過這個品級的。
“勸農司在各省建立衙門，不僅管理種植園，更重要的是在三司之外建立一個直屬朝廷的眼線，可以對各省農業情況進行監察，比如水災旱災的回報，便于朝廷及時多重掌握地方災情。”
魏廣德開口就說道，現時大明地方招災，都是布政使司上報，只有出現其他問題，按察使司才會上奏，當然，還有巡按御史也有監察之權。
魏廣德其實把勸農司當做后世農業局和氣象局的一個綜合部門來考量，不僅管理農業方面事務，還把氣候情況也納入其中。
“所以，各省勸農司主官，我以為按七品安排，設給事一員，授文林郎，其中再設八品主薄管理各項事務和園子。”
魏廣德把自己的想法說完，就等待張居正的態度。
增加十幾個七品官職，對于朝廷來說壓力倒是不大，不過張居正要考慮的就是這七品官可都是在省城，對于官員的吸引力不可謂不大。
當然，省城的七品官，肯定還是不如上等縣知縣好，但是想來競爭這些職位的人還是不少，畢竟上等縣就那么多。
在考慮地方上，似乎勸農司的存在對于布政使司也不構成威脅，應該不至于讓下面人產生不滿。
“善貸，此事你先和禮部商議一番，若是禮部同意，讓他們上奏此事，我們內閣再議?！?/p>
說到這里，基本上張居正的態度已經明確了，不反對。
從首輔值房出來，魏廣德就給禮部尚書潘晟寫了條子，請他明日有空來內閣有事務商議。
此事已經散衙，魏廣德只是安排蘆布回去時順便去趟禮部，把條子遞過去就成。
潘晟這個禮部尚書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隆慶年間就做過，因為和高拱不睦，所以干了兩年就選擇致仕。
當初高拱的強勢，著實得罪不少朝中重臣。
不過因為隆慶皇帝的寵信，百官是真的拿他沒有半點辦法。
要不是隆慶皇帝駕崩，這個時候根本就沒他魏廣德和張居正的事兒。
別以為高拱去年死了就認為他也會命不久矣，當初被馮保、張居正驅逐，才是高拱郁郁而終的主要原因。
如果大權在握，估摸著高拱現在還在京城活蹦亂跳的才是。
潘晟屬于這個時代標準的文士，為官還算清廉，也樂善好施，倒是個好說話的主兒。
雖然給勸農司在各省開立衙門多少會有些不滿，但魏廣德還是打算拿大義來嘗試一番。
只要勸農司在地方上搭建起來，之后把商稅從戶部中剝離，單獨建立一個收稅衙門，即便還是掛在戶部，也會方便許多。
至少有先例可循，下面反對之聲就少一個理由。
魏廣德能做的就是，一點一點嘗試去改革大明朝的體制，直接大改容易被人拿著《大明會典》找茬兒，他還有些接不住。
一點點改下去，然后借助修訂《大明會典》的時候就把改革落實到紙面上，也就成為了所謂的“祖制”。
《大明會典》簡稱《明會典》，是明代編修的一部以行政法為主要內容的法典。
不過和以往印象不同的是，該書并非朱元璋審定頒布，最早成書于弘治朝。
明英宗天順二年，有閣臣進言比照《諸司職掌》因革損益類編新書。
然而“未及成帙耳”，明英宗就去世了，此事也隨之泥牛入海。
明憲宗時呼聲再起，分別于明成化六年和十年先后有閣臣奏請，但也都不了了之。
至明孝宗時，又有閣臣提議，或續編《諸司職掌》，或別為一書與《諸司職掌》并行。
這幾度提議，或可看作是《會典》編纂的萌動時期，終于在明弘治十年有了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