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峰縣委辦公室。
桌面上，攤開著兩份報告。
一份是柳樹洼村土地補償安置問題的“階段性解決進展簡報”。
字里行間充斥著“多方協(xié)調”、“取得突破性進展”、“部分款項已落實到位”的官方措辭。
另一份，是高啟明送來的、字斟句酌的“市委督導組工作月報（第一期）”。
篇幅不短，格式嚴謹，條理分明地羅列了“清零行動”開展以來“發(fā)現(xiàn)的亮點”、“推進的難點”和“需市委支持的重點”。
高啟明這個人，轉換角色后，展現(xiàn)出了驚人的適應能力。
他不再是那個端著架子、試圖掣肘的“監(jiān)軍”，而是真正成了一個運轉流暢的“中樞協(xié)調器”。
憑借其多年在市委積累的人脈和溝通技巧，他總能精準地在市級各部門找到關鍵節(jié)點，或曉以“市委高度關注”的大義，或動之以私下情面，竟真的將不少縣里久拖不決的死結，撬開了一道縫隙。
鄭儀的目光掠過報告，眉頭卻并未舒展。
柳樹洼的錢算是要回來了一部分，但安置用地依舊懸而未決，涉及到的歷史權屬糾紛和地方保護像一團亂麻。
清水河拐賣案重啟了調查，但當年關鍵證人遷居失聯(lián)，原始案卷疑點重重，線索若隱若現(xiàn)，進展緩慢得令人焦心。
老水廠改造項目倒是有了接盤意向，可對方提出的條件極其苛刻，……
問題一個接一個地“解決”，卻又衍生出新的、更復雜的問題。
鄭儀靠在寬大的椅背上，閉上眼，指尖按壓著發(fā)脹的太陽穴。
這壓力不再是具體某一件事的阻礙，不再是某個對手的刁難，而是來自于他所處的這個位置本身，所賦予的、必須肩負起的更宏大的視野和更沉重的責任。
作為縣委書記，青峰縣幾十萬人口的“當家人”，他似乎突然被拔高到了一個更遼闊也更為復雜的觀察視角。
柳樹洼，不再僅僅是三十七戶失地農民的委屈；清水河，也不僅僅是五個破碎家庭的悲鳴；老水廠改造，更不僅僅是一個虧損項目的盤活難題。
他看到的，是土地管理制度在快速城鎮(zhèn)化背景下的滯后與漏洞，是基層治理能力在面對復雜歷史積案時的捉襟見肘，是縣域經(jīng)濟在謀求產業(yè)升級時因基礎薄弱而不得不付出的高昂代價，是法治建設在基層運行的艱難，是資源稟賦匱乏地區(qū)在招商引資時無法回避的被動與犧牲……
每一個具體的“問題”，都像一把鑰匙，一旦被強力撬動，打開的門后，露出的都是整個龐大而復雜的、盤根錯節(jié)的體系性困境。
而站在縣委書記這個節(jié)點上，他既是這些問題的“解鈴人”，某種意義上，又是這盤大棋局中被“困”在核心位置的“棋子”。
他的每一個決策，都牽一發(fā)而動全身，必須兼顧無數(shù)個維度的考量：
上級的考核要求、政策的剛性約束、資源的有限邊界、錯綜復雜的人事平衡、歷史遺留的包袱、嗷嗷待哺的民生需求、以及地方發(fā)展的長遠利益……
“書記？”
高琳的聲音在門口響起，帶著一絲關切。
鄭儀睜開眼，收斂起眉宇間的疲憊。
“進來。”
高琳拿著一份文件進來，放在桌上。
“高秘書長剛送來的，是幾份關于兄弟縣市在盤活閑置國有資產、優(yōu)化招商引資環(huán)境方面的經(jīng)驗材料。他特意標注了其中幾個關鍵點，說可能對我們處理老水廠項目有借鑒意義。”
鄭儀拿起材料，快速掃了一眼。
不得不說，高啟明很用心，也很專業(yè)。
“知道了，放這吧。”
鄭儀放下材料，目光重新落回柳樹洼的報告上，語氣卻轉到了另一個方向：
“柳樹洼安置用地的問題，我們之前的思路是不是太窄了？只盯著鎮(zhèn)里那點存量建設用地。”
他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擊。
“林業(yè)局那邊的調研報告顯示，青山鎮(zhèn)周邊有幾片坡度平緩的疏林地，生態(tài)價值不高，但交通位置尚可。能不能考慮向上申請，做一部分低效林地的‘占補平衡’，置換出來？或者結合柳樹洼村民的技能特點，引導他們發(fā)展林下經(jīng)濟，用地矛盾是不是可以轉化？”
高琳眼睛一亮：
“這個思路！確實跳出之前死磕補償款的框框了！我馬上聯(lián)系林業(yè)局和國土局，讓他們組織技術力量做可行性評估！”
“還有清水河案子。”
鄭儀的目光變得深邃。
“重啟調查是對的，但我們現(xiàn)在是被動跟著線索跑。省廳當年壓案的疑點，那個關鍵人物……光靠縣局的力度和人脈，恐怕觸不到核心。”
他停頓了一下。
“請高秘書長以市委督導組的名義，寫一份報告。不單是案情進展，重點分析此案當年草率處理可能存在的系統(tǒng)性原因，以及當前偵辦面臨的制度性障礙。請他利用市里渠道，直接報給省政法委相關領導。”
“從個案問題，上升到執(zhí)法規(guī)范層面？”
高琳立刻領會。
“對。”
鄭儀點頭。
“問題本身是表象，根子在制度、在機制、在監(jiān)督。我們一個縣局撬不動，那就請更高層面關注這個‘點’背后反映的‘面’的問題。”
他的思維在高速運轉，從具體的問題上抽離出來，努力俯視整個縣域的治理版圖：
“老楊頭呢？聯(lián)合幫扶小組反饋怎么樣？”
“醫(yī)藥費解決了，腿在積極治療。但他賭博的惡習……心理干預效果不好，好幾次又偷跑去鎮(zhèn)上賭檔，楊樹根都快急瘋了。”
高琳語氣有些無奈。
鄭儀沉默片刻。
“賭博……”
“通知縣里的派出所，對轄區(qū)內賭檔，進行一次拉網(wǎng)式‘打早打小’專項行動，尤其是針對那些慣犯和開設者，力度要大！”
“再通知縣民政局、人社局，聯(lián)合成立一個專門針對‘問題困難戶’的技能培訓和再就業(yè)引導小組。像楊老歪這種因身體或心理問題缺乏勞動意愿或能力的，不能只給錢治病就完了。把他們組織起來，搞點簡單的手工藝或者社區(qū)服務，哪怕象征性給點補貼也行。關鍵是讓他們有地方去，有活干，有事想，重新找到一點價值感和生活節(jié)奏！”
他揉著眉心。
“我們以前只想著解決生活困難，忽略了心理重建和社會融入。這也是短板。”
高琳快速記錄著，眼神中帶著敬佩。
眼前的書記，思考問題的維度正在悄然變化。
他不再只是就事論事地“救火”、“攻堅”，而是在解決個案的同時，有意識地梳理問題背后的共性，嘗試在政策機制層面“補短板”、“建規(guī)則”。